郁土：谈人格
据张东荪先生考证，“人格”（personality）一词为舶来品，中国以前是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。并且，此概念在古希腊也没有，“须知人格观念，乃是基督教教义经过吸收希腊思想后融化了而始发生的。换言之，即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混血儿”。“人格观念而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，又这样的自我观念是以自觉为基础的”。而所谓“自觉”，即是自己觉得自己的存在。自己的存在必须自觉得方为真有。他认为，“（中国古代的）君子确含有人格的意思，尤其是在君子与人相交之际为然。所不足者，即这样的人格观念只发达到道德方面为止，而未达到法律方面”。他总结道“倘使没有自觉的人格之觉悟，则决不会把文明推动而至于改善，使文化永远在前进之中”（《理性与民主》第三章《人性与人格》）。张东荪先生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“人格”一词的发源、演变，有兴趣的读者可找该书一阅。而我在此仅仅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点粗浅的看法。
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《标准语大辞典》“人格”一词的解释是：“做人的资格。”结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注释，此资格应包含道德与法律两个方面。
其实，据我的理解，人格就是做人的规格。练过毛笔字的人都知道，初练时要在米字格上方容易练好，做人其实也是这样，要有一定的规格，缺少了这些规格，人字就容易写歪出格，人也就做不好。
而做人的米字格，不外自立、自信、自尊与自爱，外加独立思考。
人格其实是思想驾驭肉体之能力的具体体现。缺乏思想驾驭之肉体，即易陷于贪欲、肉欲、权力欲、色欲等欲海中不能自拔，从而沦为欲望的奴隶。今日众多身陷囹圄或携款外逃之官员就是最好之例证。
只有一个个饱满的麦粒，方才有可能收获饱满之麦穗，也只有一个个饱满之麦穗，方才有整片麦田的丰收。把麦田的丰收寄托在一个个干瘪的麦穗与麦粒之上是不可思议的。人格也是如此，只有拥有一个个饱满人格之个人，方才可能成就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。这一点胡适先生说得透彻：“现在有人对你们说：‘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，去求国家的自由！我对你们说：‘争你们个人的自由，便是为国家争自由！争你们自己的人格，便是为国家争人格！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！”（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》
人格之健全与否关系重大。最近，《文汇报》在组织“创新障碍在哪里”的大讨论，朱旭东在《人的素质不足，严重阻碍创新》（2011.2.13）一文中指出，独立人格的缺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“在家听父母的，在课堂上听老师的，在单位听领导的，在工作中听师傅的，有疑难时听大家的。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，很难出现善于创新的人才”。
人格之形成不外内外兼修。内修不论，外部环境的关系至为重大。一个崇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民族与社会，其个体之人格也就容易成长得圆润、饱满。反之亦然。
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，人格分裂者比比皆是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；台上一套，台下一套；为了眼前的利益，不惜丧失立场与原则；屁股指挥脑袋，枕头指挥脑袋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种情况的形成，既有历史的原因，也有现在社会环境的原因。方志敏言“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一个声音高叫着：‘爬出来吧，给尔自由！”，此话当今就仍有其现实意义在。
一个人的高下之最后区别，可能就在于其人格的高低上。谢泳在《冯友兰的一本书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冯友兰、郭沫若和陈寅恪都喜欢写旧体诗……他们都是非常爱国的人，但爱法不同，虽然人各有志，但最后盘点，他们的人格高下也就不用多言。”“冯友兰一旦与毛泽东有交往都非常兴奋。”而他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时这样写道：“实用主义者的胡适，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。历史像个‘千依百顺的女孩子’，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。”（《胡适思想批判》），但据谢泳介绍，其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给胡适的信，“信写得极为客气，对胡适充满敬意”。（《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》）对照其前后言行，就可看出一个人人格的高低来。
二O一一年二月十日
补录：徐复观先生认为，“在我国有两千年的专制历史，有千多年的科举历史。这两种历史因素，一起直接压在中国过去的‘读书人’身上，于是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，以‘士’的人格最为破产；在历史中，由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坏的作用，绝对大于好的作用”。（《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》）
又，在《瞎游杂记之六》中，徐先生在参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后这样写道，“科举时代，租给有钱人家的子弟，作夹带用的一件绸袍，上面抄着七百二十二篇八股文，凡五十二万多字，以备科场内抄袭之用。自唐代科举起，即有舞弊与防弊的情形，愈演愈烈。这件绸袍，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扫地，知识破产的具体证明”。
而人格还会说话呢。“恰如颜渊所形容对孔子的了解一样，‘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’（子罕），这是颜渊直接与孔子的人格觌面时所说出的话。《论语》中许多语言，不是由逻辑推论出来的，不是凭思辨剖析出来的，而是由孔子的人格直接吐露出来的”。（徐复观《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》）
（此文收入《布袋集》）